记者 胡亦心

　　走过“最”困难的2020年，浙江民营企业重生了吗？经历过这次疫情，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能汲取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专访了著名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胡宏伟，希望借助他的视角，解读疫情之下的浙商发展。

　　中新社记者：“链长制”为什么首创于浙江？“链长制”对于浙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稳定可控能力的意义在哪里？

　　胡宏伟：这是两个问题。

　　“链长制”为什么首创于浙江，我觉得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浙江经济一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模范生”，浙江在改革发展历史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浙江探索首创了中国非常多的改革第一。

　　浙江是因改革而兴的一个省份，浙江具备了推动创新、催发创新的理念。创新并不是因“链长制”突然出现在浙江，它需要一个创新的全民氛围，包括我们政府的创新理念以及推动这种理念产生出核裂变的制度安排。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背景之下，我觉得，“链长制”作为开发区产业链建设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首创于浙江是完全符合浙江改革发展具有高度创新精神这样的一种历史逻辑的。

　　所以我觉得，“链长制”首先出现在浙江，是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从产业链方面来看，2020年的全球疫情，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巨大的黑天鹅，在突如其来的巨变当中，“链长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看来，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暂时的暂停，它会导致国际间交往，包括经济往来都会出现一些断层。

　　企业的生产都需要产业的彼此配套，浙江的很多产业是世界级的先进产业，产业是全球配套的，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进程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暂停，所以产业链就会出现巨大的断裂。

　　虽然，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全球做的最好的，但是在疫情严控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很多产业链配套也遭遇了重大的困难，市场配置功能也被疫情强行阻断了。

　　浙江各级政府尤其是开发区的管理部门，用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以政府体系的权力支持，去打造或者是恢复产业链的正常运行。“链长制”作为一种应急的功能，有助于经济迅速恢复到一种有序的产业链发展状态，从这方面讲，“链长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风险的冲击蔓延下，全球产业链本土化趋势明显，您觉得产业链本土化和对外开放矛盾吗？全球产业链的开放以及安全矛盾吗？

　　胡宏伟：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包括开发区的发展，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区域产业链的形成，首先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在1980年代到90年代，浙江产业链主要呈现为“块状经济”，它往往在一个县甚至是若干个乡的半径里边，形成了一种产业链。浙江过去40年的发展，“块状经济”逐步发展为产业集群，然后再发展为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的产城融合的开发区格局。

　　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链的长度其实在不断的延展，它必然从一个县、若干个乡拓展至全国，甚至拓展到世界范围。这也符合全球经济的发展逻辑。

　　也就是说，本土化和全球化本身不矛盾，反而彼此勾连。全球化必须以本土化为基础，没有本土化，你就奢谈全球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本土化必须走向全球化的舞台，如果我们放弃或者畏惧全球化，自我封闭的去发展局部的、所谓的本土性的产业链，那就成了无源之水，是没有未来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疫情终会结束。中国尤其是浙江是一个高度全球化配置的一个经济体，在把我们本土化产业链打扎实的基础上，积极去拥抱全球化，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处理好的逻辑关系。

　　中新社记者：在当前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产业链布局与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同与不同？

　　胡宏伟：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2010年前后，我们外贸依存度达到过6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外向型拉动的经济格局。这对处在对外开放起跑期的中国，拉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借助了全球的资金、技术、市场。

　　但那样的一种格局，对内循环时代的中国经济和浙江经济来说，就有比较大的压力了。因为国外的市场、技术、资金不完全为我们所掌控。

　　所以我刚才讲，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从相对封闭走向大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发展推动力是大循环，是外循环。这些年来，因为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今年的疫情冲击又使得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孤立主义倾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央的部署从过去全力以赴推动对外部大循环，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的这种新格局。

　　在这样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上，我相信无论对浙江，还是对中国来说，产业链配置一定会发生调整，我们不能再简单的把鸡蛋撒得太开，那是不安全的，我们还是要把一部分重要的鸡蛋放在自己的篮子里。

　　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也支撑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最高的60%左右回落到30—35%之间，这个数据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内循环不是全封闭的“自我闭环”，但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国力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外部环境也出现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格局和新挑战，我们的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的产业链布局，它会从过去全面开放的一种两头在外的格局，逐步转为侧重于内部市场的内循环。

　　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有几亿的中产阶级，中国市场本身就很大。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技术和庞大的市场，才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

　　所以我相信，在经历这次疫情的巨大考验之后，浙江和中国产业链的布局一定会发生一些深刻性的变化。这不是一种退缩，而是一种战略性的主动调整，它更强调要夯实我们自己的基础，强化国内市场的内循环。

　　我相信，内循环对强化中国企业的成长以及加大中国民众的财富收入，同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新社记者：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能汲取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胡宏伟：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高度的市场化，尤其是浙江民营企业，它极富活力，捕捉商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大。

　　我以浙江的民营企业为例。它具有冲天的活力，但是我认为，它发展的系统性、扎实程度不足。浙江的产业层次如果放在全国背景之下，跟广东、江苏这些优秀的省份相比，浙江的产业基础、产业科技层次还不够高，如果放在全球的背景之下，差距会更大。

　　所以我希望，一个“小而美”的浙江和浙江民营企业，经历这一次疫情的挑战冲击之后，能继续保持高度的市场敏感度，这是浙商和浙江民营企业的一个“看家宝”。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短腿和不足，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夯实我们的科技实力，同时让我们的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强劲。

　　我相信，这些方面都是浙江民营企业经历这次疫情之后，留下的宝贵财富。

　　中新社记者：在疫情中，我们看到新兴产业正进一步崛起，传统制造业的困境越来越明显。您觉得，这会不会让企业加速追求高新技术，“抛弃”原有传统产业？

　　胡宏伟：浙江民营经济的起点不是特别高。因为浙江的创业主体是千百万农民，他们当年没有文化积淀，没有原始资本积累，他们大量从事的是相对中低端的日用消费品行业，但是他们充满活力，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当经历了疫情冲击之后，今天的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两个维度去看。

　　首先，产业发展肯定有一个转型的过程。浙江非常需要从传统的日用消费品产业，向高精尖的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IT等产业转型，这趋势应该继续加强；但另一方面，向高精尖技术的转型与传统产业自我技术提升并不矛盾。

　　我始终认为，不要让自己的发展和既往的优势去违背。

　　浙江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是有巨大的全球优势的。而且，人类没有进化到可以不穿衣服、不穿皮鞋、不用眼镜的程度，在这些产业里边，我认为无所谓夕阳行业还是朝阳行业，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必需品。

　　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所谓的夕阳的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本身就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拐点，我希望看到的是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从相对中低端的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去跳跃发展，那是一种转型的过程，这是在补浙江的短板；但另一方面，传统企业要继续改造提升，包括用互联网新思维推动浙江的传统制造业走向全新的智能化制造，这是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高新产业的转型和传统产业的自我提升、技术升级这两种趋势、两股力量之间，并不矛盾，反而是携手并进的一种辩证关系。

　　中新社记者：您觉得现在的民营企业，经历过淬炼，重生了吗？

　　胡宏伟：我觉得民营企业重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刹那的拐点，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这么庞大的区域经济，它转型升级的过程，蜕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简单的节点，疫情给浙江民营企业带来的是一种反思，是一种自我历练，让浙江民营企业找到一种新的方向，是凤凰涅槃的过程。

　　2020年我参加浙江省“风云浙商”的评选，在60个候选人名单中，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逆风飞扬的优秀浙江民营企业的身影。

　　所以我相信，浙江民营企业遭遇这样一次大的挑战历练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新的，更加充满希望的一个方向。如果再过10年，我们再来回望疫情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冲击，你会看到它将成为浙商发展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疫情冲击的确是一个在我们有生之年从未遭遇过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但我们要去相信人类科技进步的力量。

　　2021年虽然不可能完全一片春光，但我相信，最困难的年份已经过去。在2021年，无论是疫情，还是全球经济彼此之间的互相协作，都能看到比2020年更光明的画面。

　　如果再过10年、20年去回望的话，2020年只会是给我们留下许多感慨的一个插曲而已。